是怎么设定的？有没有考虑实际铺层工艺可能带来的角度偏差？这种偏差对整体热膨胀行为的影响，量化过吗？”
“还有粘合剂。你选用的粘合剂，它的模量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什么样的？在-40°c时是不是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？在85°c时会不会软化得像橡皮泥？”
“它的老化特性呢？在加州紫外线和昼夜温差循环下，六个月后，一年后，它的性能衰减是多少？你的仿真模型里，粘合剂是理想的弹性体，还是引入了时间、温度、湿度相关的本构模型？”
一个个问题，像手术刀，精准地剥开工程师基于“合理假设”和“典型数据”搭建起来的、看似稳固的技术方案，露出底下未经夯实的地基。
这些问题并不刁钻，
它们指向的都是这个具体问题a最根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。马大圣没有引入任何无关的b、c、d知识来做自作聪明的类比，他就是死死咬住a本身，要求对话者必须对a所涉及的全部基本事实，有彻底的理解和基于实证的把握。
工程师的脸色从忐忑变成了苍白，他手里的纸张被捏得微微发皱。
有些问题他能模糊地回答一部分，有些则完全触及了他的知识盲区或工作疏漏。他试图解释，语速越来越快，夹杂着更多的专业术语，但逻辑链条在马圣冷静的追问下，开始出现断裂和含糊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主要参考了之前莲花底盘的一些连接经验，还有航空航天领域一些复合材料应用的案例……”
“莲花用的是玻璃纤维和钢，还是铝合金？航空航天案例的温变范围、载荷谱、寿命要求和成本约束，跟我们一样吗？”马圣的声音不大，但那种毫不妥协的追问，比咆哮更具压迫感。
“不用你关于b、c、d系统的经验，对a系统做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类比。而类比，是通往错误最便捷的路径。”马圣总结道，语气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近乎残酷的、对模糊思维的零容忍。
“我要的，不是可能，不是大概，不是工程上通常。我要的是，因为a，所以b，在c条件下，误差不超过d。如果条件c不满足，我们就去创造满足c的环境，或者修改方案直到它满足。如果因为a所以b这个逻辑链条你无法用数学和物理严格证明，那就不要把它当作事实来使用。”
“现在，回去。把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可能，都变成是或否，把每一个变量，都追溯到它的物理源头和可测量性。三天后，我要看到新的报告，里面不应该再有可能、大概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