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赵振国的目光已经越过柏林，落在东京。
从三月起，高桥的加密电文开始不定期出现在赵振国的案头，起初是东京金融圈的套利机会分析，继而是狮城镍矿期货的可行性推演，再到后来，是一份份用概率和数字编织的对赌草案。
赵振国在每一份方案上批注，有时只一个字：“可”；有时划去一串数字，旁边写“提高”。
四月下旬，高桥以商务考察为名飞了一趟港岛，在半岛酒店咖啡厅与龙国派出的特使碰面，只谈了四十分钟，便敲定了六份对赌协议的基本框架。
从五月起，高桥的账户开始频繁进出，盈亏如潮汐，每一次退潮都恰好把某些权益推向预设的港湾。
京城下了一场大雪。
赵振国坐在办公室里，手里握着高桥发来的密电。
雪花在窗外无声堆积，他呵出的白气在玻璃上晕开一片雾，转瞬又结成冰花。
现在是91年1月，过去的一年里，所有的铺垫、周旋与暗线，如今都收束在这几页加密电文里。
90年五月初，高桥开始执行那份对赌方案。
在随后的八个多月里，他陆续与数家国际公司签下多份投资对赌协议。
条款一律中规中矩：业绩对赌、利润对赌、资产回报率对赌，每份皆有双方律师在场、文件齐备、缴税记录完整。
但真正的精妙处在于，这些协议有赢有输，像一盘刻意布满假棋的棋盘。
第一份对赌，对手是东京一家汽车零配件上市公司，高桥赌其年度利润率突破百分之八，结果对方做到了九点二，高桥赔了八百万美元。
赔款打得干净利落，对方的法务部在内部邮件里还顺带赞了句“高桥先生是难得的守约方”。
第二份签给大阪一家电子元器件厂商，赌季度出货量超五百万件，这次高桥赢了，对方赔了一千二百万美元，他收款签字，随即原封不动转入下一笔抵押保证金。
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份……输在五百万到一千万美元之间，赢也不超二千万美元。
东京金融圈对高桥的评价渐渐定型：眼光尚可，运气平平，年化回报中等偏上，风险偏好略高。
没人注意那些赢来的钱全被押作后续质押，也没人注意那些输掉的钱恰好对应着“没有特殊条款”的普通合同，一切看起来都像随机波动。
风险在90年十二月初突然逼近。
日本大藏省的一名年轻监察官，不知从哪份报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