犹在耳。
坎贝尔的大脑飞速运转，推演着华盛顿可能的报复手段。
最直接的，就是绕过他，扶持一个更听话的代理人。
阿斯顿·门罗，无疑是最好的人选。
但坎贝尔并不太担心。
门罗虽然有野心，但根基尚浅。
只要他还在州长的位置上，门罗就不敢轻举妄动。
那么，更极端的情况呢？
华盛顿会不会直接对他动手？
坎贝尔摇了摇头。
弹劾？需要州议会的配合，而他的家族在州议会依旧有影响力。
制造丑闻？他的家族律师团不是吃素的。
只要他不主动辞职，不犯下致命的错误，华盛顿就很难把他从这个位置上赶下去。
他决定坚持。
这种坚持，并非仅仅源于对权力的贪恋，而是源于一种更加复杂、甚至有些痛苦的自我博弈。
坎贝尔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浮雕。
当他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，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州长。
那时候，他是法庭上的公诉人，他钟情于法律的逻辑，沉迷于那种在条文和证据中寻找绝对正义的感觉。
他的梦想是成为司法部长，甚至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。
那才是适合他的战场，才是他灵魂的归宿。
但是，姓氏是一种诅咒。
坎贝尔家族在宾夕法尼亚的土地上扎根太深了。
他的祖父是州长，他的父亲是参议员。
当家族的长老们把那份沉甸甸的竞选计划书放在他面前时，他无法拒绝。
为了家族的荣光，为了延续这种在地方上的绝对影响力，他牺牲了自己的职业规划，脱下了法袍，换上了政客的西装，跳进了哈里斯堡这个泥潭。
他成为了州长。
他厌倦了去剪彩，厌倦了去安抚那些贪得无厌的工会领袖，厌倦了为了修一条路而和十几个委员会扯皮。
所以，当华盛顿向他抛出橄榄枝，暗示他如果表现良好，下一届内阁司法部长的位置可能属于他时，他动心了。
那是他回归理想的唯一机会。
为了这个机会，他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一直在跟华盛顿妥协。
他压制了州内的激进声音，配合白宫的各项政策，努力扮演一个温和、稳健、顾全大局的民主党州长。
他以为这是在积累政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