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澈静静地听着，不时附和地点点头，心里却如同明镜一般。
起初，他也以为对方是酒后吐真言。但听着听着，他察觉到了一丝异样。
杨昌盛虽然看起来醉意醺醺，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，但逻辑脉络其实很清楚，该点的人点了，该暗示的也暗示了，关键信息一个没漏。
指责的矛头始终精准地避开他自己和现任乡班子，甚至隐隐将当年的乡政府也描绘成了某种程度的“受害者”。
而且始终停留在“抱怨当年政策”、“批评某些干部作风”的层面，没有一句是能被抓住把柄的实质性指控。
他没醉，至少没全醉。
或者说，醉意只有三分，剩下的七分，是借着这酒意，把平时不敢说、不方便说的话，用“酒后失言”的方式说了出来。
这一招，在基层官场并不新鲜，既表达了态度，传递了信息，又给自己留足了回旋余地。
事后若有人追究，一句“喝多了，胡言乱语”便能搪塞过去。
高明吗？
从推卸责任、保全自身的角度看，确实高明。
把陈坪村乃至新林乡烤烟困境的历史责任，轻巧地推给了已经离开的前任领导和业务部门。
但李澈心里却生出一丝鄙夷。
作为现任的乡党委书记，明知历史遗留问题症结所在，却只是选择在这种场合用这种方式倾诉，而不是锐意改革、着力解决。
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懒政”和“不作为”？
只是披上了一层“无奈”和“清醒”的外衣罢了。
席间，李澈注意到，乡长李秀英喝得很少，大多数时间只是安静地坐着，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，偶尔帮领导们添茶倒酒。
但当杨昌盛越说越开的时候，她的眉头不易察觉地微微蹙起，眼神里掠过一丝担忧，似乎生怕这位搭档酒后的直言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这场目的复杂的饭局，终于在一片“尽兴”的喧哗中结束。
杨昌盛是真有些脚步虚浮了，被两名乡干部搀扶着，还在含糊地说着“招待不周”。
李秀英则保持着清醒和周到。
她先安排人将杨昌盛和其他几位副职安全送上车，然后亲自来到韩老和黄老的车前，恭敬地道别，感谢老领导们的指导，并保证一定全力配合陈坪村的工作。
韩老和黄老今天喝得颇为尽兴，心情也不错，对李秀英的殷勤客气地回应了几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