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羡这段时间也在思考，自己既然不让宗室们获得像前汉那般过大的权力，那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设法敛财牟利，就是不可避免的。若彻底封死他们获利的道路，只会令内外离心离德。那不如干脆制度化，刘羡希望通过这六点限制，尽可能地让宗亲的敛财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，不至于像前晋时做得那么伤天害理，继而影响到整个天家的形象。
若是他们还违背约定，知法犯法，刘羡便会将他们发配到成都软禁。这也算是汲取了前晋的经验，司马氏以洛阳金墉城专门做宗室监狱，也算是一大创举，这样既对宗室做了惩处，又不至于会被称之为绝情。只是金墉城距离洛阳太近，导致反而容易成为政变的策划中心。而刘羡将犯错的宗室流放至偏远的成都软禁，则不会产生这一忧虑。
天子话说到这个地步，一干宗亲自然也不会再自讨没趣，便纷纷允诺。然后天子又给甘陵王与上党王斟酒，关于倒卖军粮一案的判罚自此算是彻底定下。军中涉案人员尽数判处死刑，杜陵公刘宁被判处圈禁成都二十年。
这也算是这次新政改制中最让刘羡头疼的事了，结束了这件事，天子的心情晴朗了很多。等用完膳，下午的文会便不再是辩论了，而是接见这一届太学生中的佼佼者。
说起来，上一届射策中举的太学生已经为官近两年，按照朝廷此前制定的政策，录用的官吏都要先到地方上任官三年积累经验，然后看政绩回调中央。因此，不论出身背景，射策高低，当年通过射策的大部分士子仍然在地方上担任县官，无非是排名低的士子担任普通县官，排名高的士子在大县担任县官而已。
如当时射策秀才科中名列前茅的五人，刘羡分别任命温峤为襄阳令，邓攸为巴陵令，卞壸为江陵令，常璩为夷陵令，李式为安陆令。除去建邺之战后，因尚书郎严重空缺，导致刘羡调常璩进入尚书台以外，其余四人仍旧在原职留任。
刘羡深知，这些下放在地方的士子便代表着朝廷的脸面，也是自己推广新政的中坚力量。毕竟此前刘羡任命的县令，多是由军中将校所兼任，与他们相比，通过天子考核的士子要更年轻和富有活力，在官场上的利益牵扯也不够深，这使得他们必然更倾向于锐意进取。这并非猜测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根据卢志的汇报来看，由这些士子所负责的乡县，无论是检籍还是清田，成果都要比普通县多出近三成。
因此，刘羡也就想接着文会的机会，多亲近一些太学生，倘若能让更多的太学生因此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也会更有利于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