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拍的，无非就是一段历史嘛，现如今我们天天说开放，太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和形象了。
如果允许拍摄这段故事，我觉得这不仅是对外开放的一种体现，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种方式。”
江弦一番话说的在座很多人频频点头。
还不待有人反驳，又听江弦开口道：
“末代皇帝这个题材并不危险，唯一要担心的，是这位导演拍的是否足够客观，我们是否能够信任这位导演，他的这个故事会不会使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误解。
另外呢，如果非要和马尔罗的《人的命运》比较，我反而觉得末代皇帝这个题材真的不算敏感，马尔罗的《人的命运》我读过一次，讲的是上海四一二那段历史，
这个故事是好的，写了我dang是如何的不怕风险，与光头领导的团队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，表明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中，人类如何摆脱战争下的荒诞、捍卫自己的尊严、维护世界的和平。
但是问题在于，在书中，我们只看见外国人在行动、在指挥、在决策，而我们的革命者则被放置在无足轻重的配角地位。
活跃在革命舞台上的是一群外国人，或者说欧化的中国人，这篇小说写的是这群人在左右我们的革命，这种错位是违反历史真实的，这是马尔罗制造的神话，并不是真实的。
我心底对马尔罗先生非常尊重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尔罗有马尔罗自己的局限性。
《人的命运》这本小说仅仅非常肤浅地属于历史，它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，成为经典，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类型的英雄，他们身上结合了行动、文化和智慧，除此以外，还有马尔罗在小说中提出人的孤独以及如何战胜孤独的问题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
很多没读过《人的命运》的老同志，听完江弦的讲述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相较于《人的命运》，末代皇帝确实是个不算太敏感的题材。
王濛这时候跟着开口，“我也读过这本《人的命运》，小说里中国革命者的典型只有一个人，叫陈。
这个人既没有文化，也没有智慧，只是一个行动的人，称不上是英雄，与其说陈是一个英雄，不如说他是一个冒险主义者。
除了这个陈，马尔罗的英雄人物，无论他们的行为方式，还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、对事物的反应、他们的悲观主义，都同中国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。
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